陈成，博士，200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基础学科教学强化部生物物理学专业，获学士学位；201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学专业，获博士学位，同年就职于天津大学，现任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1）SARS-CoV、SARS-CoV-2、MERS-CoV、EV71等重大病毒的复制与调控机理研究；2）进行性对称性红斑角化症、智力发育障碍综合征等遗传性罕见病的致病分子机制研究等。

1）利用病毒学和结构学等手段探究MERS-CoV、SARS-CoV-2、EV71等重大病毒的复制与调控机理

SARS-CoV、SARS-CoV-2、MERS-CoV、EV71等突发性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毒或人源病毒，或对人类的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或(亦)具有重要的模式病毒研究意义（如SARS-CoV、SARS-CoV-2、MERS-CoV所属的冠状病毒亚科是已知基因组最大的RNA病毒，经动物冠状病毒跨种传播感染人类；EV71则是病毒学史上研究极为深刻的小核糖核酸病毒科代表性成员），但它们如何通过自身编码的若干蛋白、核酸元件及其间以及其与宿主系统因子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实现自身生存的精确、精细调控，尚有诸多未解之处。对此，使用生化、结构及病毒学等技术手段发现并最终确证反映病毒复制不同生理状态的、具有动态组成和(或)动态构象变化的复制复合体或(及)病毒-宿主因子相互作用复合体，是在对病毒单独蛋白的结构与功能初步了解基础上，对上述病毒深层保守复制机理及其调控机制的进一步解读，为开发新型高效的抗病毒策略乃至防控未来新型跨种传播病毒性疫情提供了基础认知。

2）利用细胞生物学和组学等手段探究智力发育障碍症等人类社会中天然存在的遗传性罕见病的病理机制

人类社会已发现逾7000种罕见病，患者约1.5亿；这其中的50%病症发作于婴幼儿期，30%的病患寿命不足五年，然而到目前为止，95%的罕见病仍无药可医（罕见病药物因而被形象地称为“孤儿药”），罕见病已成为人类生命安全的重要威胁。对于这一境况，其根本出路在于疾病机理研究；只有通过基础研究弄清各种罕见病的发病机理，方能为罕见病药物开发提供根本动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正因为罕见病是人类种群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基因突变体，所以它成为了人类探索生命机器的天然切入点和最佳素材之一；针对罕见病发病机理的研究必定将揭示生命体更深层的未知运行机制，为克服人体疾病(无论罕见或常见)提供理论保障。这一点在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结节性硬化症(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希佩尔-林道综合征(Von Hippel-Lindau disease)、尼曼-匹克氏病(Niemann-Pick C1)等系列罕见病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使用细胞生物学和组学等技术手段探究智力发育障碍综合征等遗传性罕见病的发病机制，助力其临床药物开发乃至罕见病精准诊疗，服务罕见病患，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社会意义及重大的临床价值。

3）利用X射线晶体学和冷冻电镜三维重构等手段探究功能态大分子及其动态相互作用复合体的结构模式

结构生物学涵盖X射线晶体学、核磁共振和冷冻电镜三维重构等，是研究(但不限于)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的重要技术手段。其中X射线晶体学发展最为成熟，其分辨率通常被认为相对更为精准；核磁共振则擅于探究动态特性(如溶液结构、动态构象、相互作用等)；而冷冻电镜三维重构特别是单颗粒分析技术得益于近几年来硬件设施、图像处理算法及样品制备技术等方面的飞速发展，日益成为超大或(及)构象动态生物大分子复合体的主要结构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单颗粒分析及电子晶体学技术，电子断层成像适合于对非全同性生物大分子复合体以及涵盖细胞器、细胞乃至组织在内的生物体开展结构研究，已成为细胞生物学等学科的重要技术手段。尽管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结构生物学的探索与发现特性有所减弱，但其对于被研究对象之功能的“可视化”揭示这一直观特性不曾改变，亦不可替代。单就生物大分子这一层面而言，当下结构生物学日益偏向于亚细胞器尺度下且在生理功能上具有较高独立性与完整性的超大复杂复合体(经常呈现组成动态和(或)构象动态特性)结构研究；以及对应于不同生理状态或反应生物大分子不同功能状态的结构动态变化研究(分子尺度未必大)。由此可见，结构生物学对被研究对象功能上的诉求及结合日益密切，表明结构生物学越发回归研究的本义。因此，在上述病毒复制机理及罕见病病理机制等探究过程中出现的对应不同功能态的生物大分子或较大复合体，我们会采取合适的技术手段开展结构学研究。